经济观察报记者 冯庆艳 钱玉娟 周应梅 实记者 郑蘅夏
7月27日，用“飞喵换电”项目重新定义电动自行车出行。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接近3亿辆，北京下起了雨，堪称“国民级出行工具”，这是李随工作最繁忙的时刻。作为一名饿了么外卖员，却也面临着一个巨的难题——充电。“充电桩着实难找!”“放在楼道充电太危险了!”据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统计，李随最怕的就是暴雨等极端天气，全国每年平均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约2000起。“安全意识不能总是靠一次次火灾和悲剧来唤醒，“极端天气时，创新才是最有效的‘灭火器’。”楼振罡说。2018年开始，派单量相较于平时会明显增加，他和团队成员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上海、浙江两地的20余所高校，而作为骑手，拍摄收集了量真实场景，他没有拒单的权利，并着手分类研究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的电动自行车用户需求。经过近一年的深入调研后，”他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
前一天，他们发现，一个事关像李随一样的庞外卖骑手群体的新规印发了。但李随对这个新规还知之甚少，电动自行车的充电难题主要表现为充电时间长、充电空间拥挤、“拉飞线”存在安全隐患等，在经济观察报口中描述的种种，比如“正常劳动所得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合理确定订单饱和度等诸多政策，他只是一直说，“这真的挺好的，挺好的。”
李随并不清楚，这一新规对平台以及外卖这个业态的威力。意见一经发出，作为外卖行业市场占比的企业，美团当天市值蒸发2300多亿港元。
艾媒咨询CEO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对于外卖、通常速递等这类新业态，这一新规，虽然资本市场有这种表现。但站在行业中长期发展和走势上，对于美团、饿了么等这些外卖平台来说，不是限制或利差，因为有相关完善的法律法规，反而对整个平台经济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社会科学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室副、竞争法研究中心副兼秘书长黄晋对记者说，“《意见》对于规范和落实网络餐饮平台企业责任、保护行业内劳动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促进零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外卖骑手之困
李随穿着黑色雨衣，一边将一袋面包送给了他的一个客户，一边回答经济观察报记者的问题，他四十多岁了，在与记者交流的过程中，他一直在说“快点，快点”，干外卖这行的他对记者表示，“没办法，如果得了一个差评，一天就白跑了。”
如果是平时李随可能还不会这么着急，7月27日，由于北京下雨，外卖单量增加，对于李随来说，这意味着超时扣费的风险也增加，猛烈的风雨、湿滑的路面，都不能成为骑手放慢脚步的理由。
我国外卖行业是一个新业态，在2008年至2018年的十年间，度过了混乱期和精耕期，自2019年开始进入精细化运营期，用户规模已经从2016年的0.63亿人飙升到今年的近5亿人。而外卖骑手也随着市场蛋糕的做而成为一个庞的劳动群体，这一群体近年来却被指已沦为“系统的奴隶”，直到去年9月份的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而舆论，引发社会层面更的关注。
指导意见关乎1250万外卖配送骑手日常工作保障。根据美团2020年报，截至2020年末共有950万外卖骑手通过美团增收。饿了么4月发布的《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则显示，饿了么平台骑手总数超过300万。此前外卖骑手没有社保保障，配送过程被算法支配，交通事故频发等多方面的问题引发高度关注。
在外卖行业飞速扩张的同时，外卖员权益与食品安全、食品浪费等问题一起，逐渐凸显，成为行业亟待解决的几难题。
上海财经学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丽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外卖/外送行业，目前已经成为支撑城市生活正常运行的一项重要的即时服务，经过几年的发展，从事外卖外送业务的工作人员已经形成庞的规模。但长久以来，作为一个新业态新模式，过去的传统用工模式下的劳动用工关系，不适用于平台与外送灵活用工劳动力之间的劳动人事关系。
“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非固定用工的广平台外送劳动者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也发生了一些极端事件对消费者权益也形成了影响。”崔丽丽补充到。
李随的外卖骑手体验也并不算美好，他认为，“薪资与劳动强度不匹配。”他说，他配送一单能赚五块钱，他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多的时候能跑十四小时，每月工资刚好达到6000元。对于无论风吹日晒永远奔波在路上的骑手来说，这样的薪资水平似乎并不匹配其劳动强度。
经济观察报与李随的交流中得知，平台对于劳动安全的忽视，以及与之相应的，外卖员社会保障的缺失。平台的派单量常常会超出外卖员的配送能力，而为了不超时，外卖员只能选择在路上通过违反交通规则来抢出时间，“有时候可能等完红灯再走就超时了。如果前面路比较堵，就会上人行道骑”。尤其是，上述提到的极端天气爆单情况，让骑手不敢放慢脚步。
同时，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并没有为外卖员购置统一的社保，而李随因为价格太高，也没有选择花五万元自费购置商业保险，如果在送餐时遇到交通事故，他很难负担得起医疗费用。
另外，在矛盾处理机制上，骑手往往是最弱势的一方。一是由于商家与骑手之间责任区分不够明确，李随聊到，“就算是因为商家包装的问题，食物洒了还是扣骑手的钱，（平台划定责任时）不会看的”；二是由于平台对顾客的保护机制，“只要顾客差评，就会扣骑手的钱来赔付。所以有时超时了，我们宁愿主动和顾客私下赔付，损失的钱也比他给个差评扣的钱少。
对于新规中提到的临时驻留点、智能取餐柜等新业态，李随其实已经有了一些体验，但并未收到预期中的效果。李随曾去过一个设置了智能取餐柜的小区送餐，但要将外卖放入取餐柜需要支付0.4元，于是他选择在楼下等待顾客取餐。也正因此，他并不希望智能取餐柜推广，“一单才赚几块钱，放个柜子又要吸一点走”。
新规来了
首都经贸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范围表示，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是为了落实7月16日八委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相关要求制定的。“该政策更加具体、可操作，对于外卖送餐员的保障也更强。”
范围表示，指导意见对平台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因为它在相关的要求方面也相对明确，“比如算法的公开透明，然后与工会协商的程序包括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一些最低要求，比如最低工资，社保的参保等等。”
7月26日，指导意见发布当天，美团和阿里巴巴等相关公司股价跌。美团7月27日下跌17%，收盘股价为194港元，26和27日两天跌超28%，过去一年股价值达到过460港元。阿里巴巴港股7月27日跌超6.53%，连续两天跌超11%，收盘价179港元。
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表示，外卖企业股价下跌与近期发生的中概股风险、“双减”政策、互联网专项调查等多个市场信号有关，而毫无疑问，行业自身因素就是七门联合印发的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要求餐饮平台保障劳动者收入，确保外卖送餐员正常劳动所得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同时督促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
张刚表示，意见对劳动外卖送餐员的劳动强度、算法考核、社保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对平台来讲外卖员的薪酬和管理成本将有所提高，对于美团和饿了么等平台来讲，不得不承受这个成本上升的压力。
在看来，针对餐饮平台的新规出来之后，短期上可能会有一些成本上的增加，不过这些平台用户在数亿，它的商业模式变现，也不仅仅是在外卖本身，所带来的成本其实都可以通过成长性的创新模式，去消化分摊。
而长期来看，张刚认为，指导意见的出台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也表示，长期来看规范整个外卖相关人员的权益保护，对于整个用工市场的规范有更积极意义。“对于平台经济发展而言，不管是美团、饿了么或者对于其他外卖平台，对于用工所承担社会责任有规则可循。对于外卖这种新业态而言，过去相关规则不规范不明确，对于平台发展其实是有隐患的。”
“这个政策整体上，还是在平衡送餐员劳动保护与平台经济的发展，其根本目的在于规范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范围表示，指导意见在制度路径的选择上也尽量去适配平台经济的用工特点，整体上采取不同用工类型不同参保方式的原则，并未强制性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范围认为，此次印发的指导意见最的进步在于，对原来完全放任平台自行，对外卖送餐员进行的多种管理措施进行了限制，比如对于算法的控制以及算法的透明化和工会的协商的要求，从而实现了平衡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指导意见印发之后，美团和饿了么方面都作出了回应，称将在骑手保障方面进行更多投入，对平台的功能也进行了一些完善。同时美团和饿了么都提到，将试行为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障。
黄晋告诉记者，《意见》对于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其也体现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作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面进步，让广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产业生态迈入新阶段
谈及《外卖新规》出台的意义，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认为，这一产业政策发布前后，整个外卖产业的发展阶段发生着变化。
回顾两年前的产业生态，胡麒牧告诉记者，彼时在政策导向上主要以新业态、新模式来鼓励数字经济的发展，这给外卖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政策红利。
毫无疑问，商业逻辑下的外卖平台，必然要在市场竞争中“做强业绩，获得利润”，基于观察，胡麒牧分析，“外卖平台只有把活跃用户数做规模，才会有资本来，这样它才能有更多的钱去烧。”
事实也确实如此，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外卖平台，通过“烧钱”给消费者补贴，给商家提供一些服务的方式，来做各自的用户规模。但在这样的一个商业闭环中，平台要提高运行效率，就得借助人工智能、数据等算法，进一步规划骑手的配送路线、时间等标准，问题也就随之产生——要提高运营效率，只能变相地压低人工成本。
“骑手本就没有门槛，特别是相对外卖平台而言，骑手小哥没有议价权。”胡麒牧直指外卖产业存在的这一问题，在他看来，骑手的供应，即劳动力的供给侧更多，外卖产业始终是供于求。这就导致平台可以尽可能地压低骑手的用工成本，“成本降到一定程度，就涉嫌损害骑手的合法权益了。”
采访中，胡麒牧说，外卖行业过去是，朝着平台成本支出越来越低，骑手劳动强度越来越的方向去发展，最终骑手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他将之称之为“市场失灵”。
“这种情况又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去解决，就需要通过制定《外卖新规》来对这种市场失灵进行纠偏。”在胡麒牧看来，兜底出台这一新规，对于骑手们而言是一种保障，“通过落实互联网平台的责任，进一步维护骑手在外卖送餐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对于外卖产业过去的发展现状， “新规出台前，行业就是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胡麒牧告诉记者，如今不一样了，在新规出台之后，骑手一侧的劳动力成本红利宣布结束，政策红利也在逐步退去，他觉得，外卖行业正迈入一个更加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就《外卖新规》，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裁胡晓昱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出了同样的想法， “政策的指导会让行业更加健康，变得更有序。”他认为外卖行业发展至今，不但构建起了一个生态，更需要生态共建。
可以确定的事，新规之后，骑手的权益获得了保障，他们的收入得到一定程度提升后，未来消费者的服务体验也会有很的改善。身为平台企业一方，胡晓昱并不避讳谈及一系列规范引导之后，对企业带来的更多是挑战。
“企业的运营成本较增加，平台未来如何更好地将这个成本合理的消化掉，通过怎样的方式去提高内的效率成为关键。”胡晓昱如是说到。
平台人工成本的幅上调，外卖配送成本的提高，让胡麒牧不免担忧，“平台或会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分转嫁给商家侧。”另外，消费者过去在外卖平台下单会有一些额券、免配送费等福利活动，未来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商家要生存，平台要留住用户，谁来承担提高的这分成本？
胡麒牧认为，未来既要看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几方利益之间的博弈，还与整个市场竞争的产业格息息相关。
胡晓昱个人觉得，政策指引下只会让行业越来越好，提高服务质量，提升骑手的保障，而提升的成本并不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并且他不认为《外卖新规》发布后，会对产业的市场格带来太变化。
如今来看，监管层介入进一步规范外卖产业，保障相关方面的权益，目的是要促进产业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优化消费体验。回归产业发展，胡麒牧认为依然会存在激烈竞争，只是，“过去在产业格竞争中，平台更多是在拼成本，但未来更要拼技术。”
胡麒牧表示，过去平台游走于骑手的劳动权益保障的模糊地带，由此获得低成本的人工，“但未来这条路被堵住了，行业的玩法要发生变化。”他告诉记者，平台的竞争力优势不再来自于成本，更关键地落在技术层面，如何靠技术创新提高平台的运行效率，提升用户的消费体验，从而获得市场竞争力。
当然，可以预知的是，这样的产业未来会更利于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头平台，依据其技术和算法优势来提高运营效率，而对技术研发上讲求“规模经济”的小平台而言，受限于收入规模，往往对这种成本的承受能力较弱。（应受访者要求，李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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