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媒时代，或者结账时遇到问题，你有“不连接”的权利！
算法推荐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连接与不连接背后的“数字鸿沟”如何弥补？VR、5G、AI真的给传媒产业带来颠覆性变革了吗？未来，而那个排队更长的队伍，人工智能与媒体能否“结婚”走向“白头偕老”？由封面新闻、新浪新闻联合发布的《未来媒体访谈》节目邀请到了中山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张志安教授和武汇岳教授一起聊聊智能媒体前沿话题。
张志安，比你更快的结账...相信很多同学都会选“以上都是”。好在，毕业于复旦学，依托于手机支付的普及，获传播学博士学位。2006-2011年曾执教于复旦学新闻学院，以及快节奏生活的需要，2014-2020年曾担任中山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来自助结算机在全国各个商超纷纷流行起来，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会会长，凡是经受过排队之苦的同学，高端智库中山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都对它赞不绝口：对顾客来说，研究方向为数字新闻业、新闻社会学、互联网平台与数据治理等。
武汇岳，自助结算机结账很方便，毕业于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几乎不用排队，现为中山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智媒体传播、人机交互、虚拟现实等。
以下为访谈实录：
未来媒体访谈：今天，AI、VR、5G等技术已经变成了非常热门的标签，但是这些技术真的给传媒领域带来划时代变革了吗？还是说它就是一个时髦东西？
张志安：从技术变革来讲，有两个转折最为重要，一个是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另外一个就是从移动互联网到物联网的发展。从传播研究角度来讲，过去是生活中有媒介，现在是生活在媒介中，未来可能是“媒介即生活”。
技术变革对传播行业影响非常，但是如果讨论具体技术应用的话，还是各不相同。比如，VR在传媒领域的应用还处于不断寻找场景和各种项目当中，现在看来，VR技术可能在智能汽车、远程医疗当中应用得更多，在媒体领域主要应用于互动娱乐，但是它还没有对整个传媒行业产生结构性的、颠覆性的再造作用。
武汇岳：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很多新技术在各行各业都有了很多成功的应用。在新技术推动之下，整个信息生产和传播逐渐朝向智能化、个性化、社交化的方向发展，新闻生产的全流程，信息采集、内容生产创造、人机交互到智能传播，都可以看到新技术应用的影子。比如说人工智能机器人写作，它可以以“007”的方式工作，其效率和产量胜于人工，而且你不用给它发工资，交“五险一金”。
再比如VR，传统新闻都是看新闻或者听新闻，但是有了VR人机交互后，一种新的新闻传播方式——体验新闻开始出现。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心流（flow）”， VR新闻能够提供更高的满足感，更强的心理体验，这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
VR新闻利用计算机3D建模、渲染、统计学、人机交互等技术，1:1重构真实事件。其实并不是所有新闻都适合做VR。比如说，时效性很强的突发新闻，不太适合做VR新闻，因为VR新闻生产流程非常长，成本也非常高。具有重社会教育意义，有社会和人文关怀的新闻题材，比较适合做VR新闻。
未来媒体访谈：张老师对艺术也特别有研究，其实，VR在博物馆等很多地方的应用好像更广泛一些？
张志安：我感受到的一个比较好的体验是莫奈花园。用VR去做莫奈花园的3D处理，你好像置身于莫奈花园，可以看到睡莲池和一年四季的变迁。通过技术对莫奈的画作进行色彩处理，让这些色彩变成浩瀚星空中的朵朵星云，如果不是通过3D,你很难去透视色彩元素的变化和关系。好的VR应用场景，不仅给你带来沉浸感和体验感，更重要的是让你对未曾认识和熟悉的事实、真相、信息、知识有了更深的认识，这可能是它更的价值。
未来媒体访谈：像我们新浪经常有明星来扫楼，未来，技术发展之后，粉丝在手机配上相关的VR技术，就可以和这些明星面对面？
张志安：我不是典型的明星粉丝群体，但如果是我的话,能见到明星，能跟他亲密接触，我肯定不用VR，更希望能够见到活人。
因为我实在没办法见到明星，只能采取替代方式。比方说韩国、日本，现在已经有明星喂糖的VR项目，戴上眼镜以后，明星会出现在你面前，比方王一博，你可以跟他聊天，你说你要吃糖，VR头盔上有一个手臂，把糖喂给你，就感觉像王一博喂给你一样。这种是因为见不到明星，或者是娱乐公司希望通过这种项目更多的收入。如果能见到，人们还是更多渴望线下见面的亲密感、直接感。
未来媒体访谈：我之前问过一个做VR研究的老师，这个技术是人类的真需求吗？当时他跟我讲的，未来100年之后，人就不用面对面谈恋爱了。比如说，我谈一个美国女朋友，俩人在家里，挂上一个设备谈恋爱，每天可以实现互相陪伴，互相慰藉。您觉得技术带来的这个变化是真需求还是伪需求？
武汇岳：我觉得您提的问题非常好，我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有一个观点：到底是技术驱动还是问题驱动？对于VR来说，它本身是一种赋能技术，我们在学生培养过程中也经常提到，我们不能拿着技术到处去找问题解决，就好像是你手里有一把锤子，你不能到处去找钉子砸，而是应该去发现一个真的需求痛点，再采用技术去解决它。
刚刚您提到VR在社交领域里的应用，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案例。您提到的案例我也看到过，比如说我在广州，有一个在美国求学的同学或女朋友。我们两个在互动的时候，目前常见的方式是视频聊天，但是人跟人之间交流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听觉五感的。我们戴上VR头盔之后，里边既有视觉又有情绪，同时还有一些传感器，比如我们可以研发一些类似于小手的传感器，佩戴在你的胸膛上，我们拥抱一下，它就会收紧产生热量，让你有一种拥抱的感觉。这相当于把五感实现了，这是传统视频聊天提供不了的，我觉得这是真需求。
张志安：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它不会把人类所有现实交往或者需求替代，更多是帮助人们发现新的需求，满足那些本来无法满足，但确实存在的需求。
未来媒体访谈：两位老师能不能概括下，算法本身到底是恶的还是善的？
武汇岳：从新闻生产流程来讲，传统新闻生产流程过程中，新闻内容进入众传播渠道分发之前，是有把关人的，经过信息层层把关。但是在智能媒体系统里面，很多流程都是由机器来完成的，到底收集什么样的信息，对信息怎么样加工，内容怎么生成，分发给哪些用户，都由机器说了算，有时候机器采用的标准比较单一，它可能更多关注怎么样去博得用户眼球，怎么样去吸引更多流量。所以，有的时候它会“作恶”，可能会有Deep Fake（深度伪造）的技术，把人脸给换了，侵犯用户隐私。在智能媒体生产传播过程中，还是要去建立健全“把关人”的机制，更高级的智能算法——“智能把关人（Intelligent Gatekeeper）”，对信息进行过滤，推荐一些更有价值的信息。
对于“作恶”的这些技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还有生成对抗的技术。
张志安：关于算法到底是“善”或者“恶”，其实我跟武老师都没有做选择，它并不必然在善或恶当中选择，我们更愿意去看，算法在不同阶段不同应用中是弊于利还是利于弊。算法推荐最的创造性是把人类获取信息过程从“人找信息”变成了“信息找人”。
各平台都在应用算法推荐，算法推荐已经成为技术的普遍渗透，各种互联网平台和基础设施最内在的机制。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都变成了一种主流。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仅仅满足于算法推荐。显然，我们的公共政策、门，包括我们的主流媒体对平台过度依赖算法都进行了校正和批评。
据我了解，这些平台公司对算法的改造，包括向公众分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打开算法黑箱，让家看到算法有一定的纪律和原则。
第二，升级算法。通过更多数据，不仅知道你喜欢什么，还知道你是谁，你在不同维度上属于哪些群体。比如，我跟汇岳老师，学男教授，生活在城市的中青年男性，我们可能都有共同爱好，喜欢电影，算法会做群体过滤和分发，知道个体需求和群体需求，而且还会把社会认为重要的东西，通过人工的判断方式推送家。据我观察，算法也在不断升级，算法应用，技术创新背后需要有人文思考，其实只要我们把技术和人文结合在一起，就不存在所谓一定的善或恶，而是我们让它的弊少一些，利更多一些。
武汇岳：早在上世纪60年代，人机交互领域专家利克莱德（Licklider）就提出了一个观点，人跟机器之间应该是共生关系——人机共生。不管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应该去讨论谁替代谁的问题，而应该是人跟机器互有所长，他们之间应该是一种互补、共生的关系，对张老师的观点，我特别赞同。
未来媒体访谈：今年，推特提出了算法应用商店的设想，二位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志安：我理解这个功能，增加了关闭算法推荐的一个选项，有两层意义：第一，不再把算法推荐当成唯一选择，增加一个选择，让你有更多可能性；第二，增加选择的背后，我认为更的价值是什么？启发用户，你可以更多元化、更合理、更理性、更全面地获取信息，你可以定制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你要反思，社交网络给你推荐的东西是不是高度同质化，平台基于兴趣给你推荐的，会不会导致信息茧房。功能的增加，不仅仅是选项多元化，而且启发用户，思考信息获取渠道以及背后的机制，从而让用户有更强的自我暗示和意识，让信息获取变得更加有价值。
武汇岳：我觉得这是好事情，释放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信号。智媒体时代，它确实实现了智能化、个性化服务，智能媒体的算法机制，对用户来说，仍然是一个黑盒子。推特的这种做法，其实也是去中心化社交网络的思路，让算法更加透明化，更加亲民化，更加以用户为中心，让用户有了更多的选择，让用户对于数据，对网上信息有更多的掌控能力，而不是完全失去了对数据的约束力。
未来媒体访谈：上次，张志安老师参加智媒发展论坛曾经提出过，要反思连接一切的观点，要保障用户不连接的权益，两位老师是如何做连接和不连接的选择？
张志安：从个人生活体验角度来讲，在不应该连接的场景当中，我会选择不连接。比方说我们在一起采访，要把手机关掉或者至少设置静音。
我觉得更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怎么看待连接的问题。技术不断发展，让我们看到很多现代性的好处，所以我们就不断要技术，要应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很多中老年人不能提取行程码或健康码，我们就说要帮助他，好像一切都移动化、智能化了。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有14亿人，只有10亿网民，我们还有4亿人没有上网，这4亿人，他们的基本权利要得到保证。即便是上网的人，他们也存在“数字鸿沟”。当时参加新浪论坛的时候，我特别强调，出于现代性，就是要连接，更好的连接，帮助老年人连接之外，我们还要满足不连接的权利。
如果我连接不上，你也应该满足，一切智能化付费或在线付费的商店，起码要保留一个或少数窗口给那些无法跟上移动支付、智能支付的人，以及能跟上智能支付，但是不想智能支付的人。其实，我有一种惯，如果时间多，在很多场景里，我愿意用传统的方式，如果他没有满足，我就要跟他去“杠”。但说实话，我们时间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跟那些场景“杠”。
武汇岳：前一阵子，我出差去河南开会，有一个教授要扫河南本地的健康码，扫完码之后，还让他用支付宝认证是不是本人，他拒绝认证，就过不了，当时为了这件事情，我们耽误了接近半个小时，这其实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我一旦失去对数据的控制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恐慌，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我应该有权利来选择，我愿不愿意连接。
张志安：汇岳老师刚才这个案例给我启发了，我刚才谈的连接更多是在线连接（Online Connection）。他刚才讲到的是连接背后的一种场景——数据联通，第一步扫码，老师是愿意的，第二步支付宝认证，他犹豫了，因为他认为如果只是简要数据的提取，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涉及到我支付和身份的数据，我就不愿意了。这其实是一种更强的连接与不连接的思维判断，数据连接对个人的隐私风险会更。
未来媒体访谈：新闻传播学界的喻国明老师曾经发了个朋友圈：“新闻传播教学研究最的窘迫是我们用众传播时代的理论来教育互联网时代的孩子。”从新闻传播教学的角度，两位老师能不能谈一谈，智能传播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拥抱智能传播技术，改进新闻传播的教学？
张志安：我理解喻老师的观点，众媒介进入到今天的智能媒介或“万物皆媒”的时代，原来广播、电视、报纸众传播理论，在今天的媒介情境之下需要进行反思，我们不能 “用旧瓶装新酒”。喻老师的观点对我们所有从事新闻传播教育的学者和老师来讲，是一种提醒。我们要敢于拥抱新的媒介场景，要敏锐地意识到新媒介场景当中的传播理论，甚至说“传播理论”是打引号的，因为它更可能是媒介化的，或者是多学科的理论视角，避免内卷的这种理论视角的引入，能让我们今天的传播教育跟上时代。
这句话里面，我相信，他不是否定经典传播理论，作为一个参照系，今天这个时代，他可能拥有的解释或者对话的可能性。喻老师看到了分的新闻传播教育，可能还没有跟上喻老师的理论视角和他所在的北京师范学（及中山学），我们这样比较注重技术，比较注重前沿，比较注重新闻和计算机，进行交叉学科传播教育的院校，所以我看到他那段话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一种鼓励，对多数可能是一种提醒。
武汇岳：我也赞同这个观点，我甚至觉得可能不仅仅是简单的拥抱，我觉得最好是“结婚、白头到老”。从我们学院来讲，其实在新闻传播的智媒人才培养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年的经验了。自2010年，我一直在给本科学生在上数字媒体前沿的课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在我们课程里面其实都有体现，我们学院去年也了未来媒体实验室，作为教学实践基地，进行教学科研成果的转化，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