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一公里”，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院集成平台、医院信息平台、互联⽹医疗平台、医共体协同平台、集团医院⼀体化平台等核心产品，科技成果转化艰难前行
那些静静躺在卷柜或抽屉里的智慧结晶，与许多医院有合作。国庆期间，听时钟嘀嗒，也有不少人通过医疗问诊系统线上问诊咨询，闻四季风起，为了能够更好地做好服务、维护好系统，静观日升月落⋯⋯
科技领域的突破，吴福林选择在假期坚守岗位。在吴福林的电脑上可以看到，承载着创新者奋进的决心和执著起航，十几种编写工具在他的操作下不断更换，却往往难以转化为应用成果而没落收场。一方面，一串串代码也显示出来。和客户沟通之余，越来越多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转化，他集中精力进行新项目的研发，越来越多的专利发明人，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比如院长决策系统，因项目不能及时量产而寝食难安；另一方面，目前正处于研发的关键时期，越来越多的企业苦于没有能力实现产业革新和技术迭代。而让两者顺利对接，打通新科技走向现实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是世界难题，也不例外。
此前，因服务主体缺失及专业人才存在极缺口，导致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居低不上”。但近年来，随着重视，各地陆续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加注重科研成果落地情况和产业化前景，一些专业技术人才及培训机构量出现。
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有望得到实质性解决。
陈少东（化名）是一家直属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负责人。7月底的北京，一场暴雨临空而降，但他仍要冒雨去见一个重要的人——业内一位资深技术经理人。尽管手机接连收到暴雨橙色预警短信，但他不得不出门，因为这个下午的约谈，关系到他们院所一项科研成果的生死。毕竟，成果转化（也称“技术转移”）这件事，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刻，再也不能等了。
这是一个“世纪顽症”
陈少东名片上的头衔是这家科研院所产业发展长。自2016年被调到这个门负责成果转化推动工作以来，5年过去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绩效考核，因为上级对如何考评他的工作也是一头雾水。
见到技术经理人，陈少东开门见山，“我们现在的工作碰到了很挑战，领导很着急”。他苦笑道，“自从接手了这个工作，我就一直很困惑。首先，我们的科研成果到底要不要转化出去？按理说，作为科研院所，应该将科研成果转化出去，但作为企业法人，科技成果又应该首先在内转化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其次，下游企业往往希望独享科技成果，形成竞争优势。但我们作为公益性央企，承担引领整个行业技术进步的使命，那科研成果是不是要面向整个行业进行转化？但面向行业转化时，下游企业没有独家受益，支付科研成果费用的主动性、积极性就会打折扣。再有，转化时应该按照什么比例来收费？所以现在急需专业的第三方团队来帮助我们。”
如同陈少东的描述，科技成果转化是世界性难题，科技原长朱丽兰甚至称其为“世纪顽症”。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采取了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和设计单位向企业化转制等一系列重措施，加强科技体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成效初显但前路依旧漫长。
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共申请了68720项国际专利，连续两年称冠全球。但另一方面，相比欧美发达科技成果40%左右的转化率，我国的数据约为15%，整体转化率较低。而国内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则更低。学理工学科处的沈健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基于智慧芽数据库2008年到2017年的十年数据，国内高校成果转化率约为6%，而美国高校的成果转化率在2000年后基本稳定并整体趋于50%。
供需之间的天然鸿沟
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业内有一句再通俗不过的总结：科研是将钱变成纸，而成果转化则是将纸变成钱。科技创新要想实现产业化突围，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意味着从0到1的跃迁，意味着破除守旧的藩篱，也意味着自我突破和探索未知。
但科技成果转化的两端分别是科研人员和企业，而两者又因为各自所处立场的不同存有一条天然的鸿沟。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是清华学地方院之一，主要负责将学校分科技成果转化到河北相关企业。该院科创长王洋所做的工作正好是连接学研发团队和地方企业，对于这两类人群她再熟悉不过，“如果研发团队是一个纯技术团队，在立项之初可能对市场的判断不一定到位，一些研发人员在研发前并未完全了解应用场景，对市场的需求比较迷茫，做出来的东西再高上也无法实现转化”。
陈少东对此也深有感触：“如果研发人员闷头做事，一定会走弯路。前段时间，某院所研发了一款为癌症等重症病人提供术后护理服务的机器人，技术路线十分超前，但到了最后环节在医院被医生否掉了。医生说，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针对癌症晚期病人的这个机器人就没有太存在的必要，你们更需要结合人工智能、深度学等先进技术出能在早期发现病症的智能设备，帮助医生及早介入。”陈少东还强调，“特别是重装备的研发，一定要下沉到应用场景中。产品使用者会提出研发有哪些使用上的缺陷，包括怎样设计才能留出空间给后期维修保养的人员作业，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没有长期的摸索和使用经验，研发人员无法掌握这些有用信息。和使用者深度接触和交流，相当于给研发人员提供最便捷、可靠的研发路径，节了人力、物力、财力，助其精准实现科研成果有效落地。所以，供和需之间一定要打通，学研与产用的结合特别重要。”
对于研发方来说，成果不成熟，不贴近市场，难以转化；对于企业方来说，科技成果数量虽多，但鱼龙混杂，企业难以辨别是否自己所需。同时，企业经济效益不好也无力实现成果转化。
几十年来，市场风云诡谲，研发跟不上变化。以空调产业为例，如果该类产品的市场淘汰时间由十年变为两年，那很多企业的生产线都要全更换，因此技术革新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对购买科技成果的需求十分迫切。
但如今在资本泡沫的冲击下，为数不少的企业热衷于追逐概念。王洋直言，“很多企业负责人问我有没有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资源，但你会发现，他们对人工智能根本不了解，也不知道人工智能到底能为企业带来什么，只是一味跟风炒作。作为企业负责人，如果看不到物质的本质，就判断不出未来企业应该如何发展。因此，踏踏实实做事，把真正需要的技术提升上去，把‘护城河’挖得深一点，真正的资本自然会等着你。”
技术经理人不只是“红娘”
为打通供需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有专业人士建议：“科学家应该专心做研究，商业层面的事交给专业人士去做。”于是，这些年，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趋势从“两头热”转向了“三方通”。
近年来，一些成果转化类平台和技术交易所应运而生，但实际转化的效果并不显著。在长期的技术成果转化的市场中，还有一类人始终存在——技术经纪人。“无论是这些技术转化平台还是技术经纪人，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红娘’，解决的只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科技成果转化只有这些远远不够。因为单纯地把科技成果挂到网上，企业方不一定能看明白，也不一定知道这是不是自己企业想要的。”7月28日下午，北京中关村跨界创新联盟理事长蒋水冰向记者表示。
2018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和北京市民政管理和指导的中关村跨界创新联盟，其定位是科技创新与转型升级的资源平台，该联盟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技术经理人进行培训。作为联盟理事长，蒋水冰一直强调“经理人”的概念，“技术经理人和经纪人之间的区别很，经纪人只能实现信息对接，但经理人是全程参与。做一个合格的技术经理人，需要判断这个项目有没有市场前景，前景有多，市场可接受度有多少，项目落地后的性价比是否高，以及产业链是否有相应的配套。目前，这类专业人才缺口至少达几十万人。”
关于技术经理人，蒋水冰给出的定位是“真正的复合型人才”：一要懂技术，不懂技术就没办法和科学家对话，不能深刻理解研发思路；二要懂企业经营管理，懂法律、懂财税，甚至还要了解金融投资知识；三要有沟通技巧，知道怎么与科学家、企业家打交道，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
“说白了，技术经理人需要把两边的语言翻译成相互能听得懂的话语。”蒋水冰举例，“有一次交流会，我们刚开始为企业提供技术清单时，企业老总无动于衷，感觉与他没任何关系，但是经技术经理人一番讲解，老总立刻就发现这个技术正好是自己企业迫切需要的。”
对此，刚见完技术经理人的陈少东认为，“科研机构急需借助外力量推进转化。但中介机构的人群还没有成长起来，能达到对科技成果转化专业辅导的人员严重不足。”由于培养这样一位优秀的技术经理人非常困难，他甚至与蒋水冰深度沟通了几次，“培养一名优秀的技术经理人，最难的是培养其拥有对科技成果的领先性和可行性的识别能力，这需要很强的技术理论背景和长期的技术实践，但转制院所有这个实力，愿意参与到对技术经理人的培养中，甚至成为技术经理人组合中的关键一环，承担一分科研成果评价工作。”
相关配套尚待完善
尽管3年前便开展了对技术经理人的培训业务，但因为环境并不明朗，蒋水冰坦言，当时只能一边走一边看。“前两年培训不温不火，因为既解决不了学员的文凭问题，也解决不了就业问题。”而对技术经理人提供技术转化服务的收费尚未有明确的指导标准，“面临转化问题的几乎都是国有单位，这些单位在决策时需要有参考标准，否则在与技术经理人签订服务合同时，服务费比例该给多少没有依据，谁也没法做主。”
“过去，在家的意识中，做科技成果转化的人无非就是中介，其工作较少得到尊重，导致跳单的现象量出现。毕竟，从整个环境来看，服务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认可。”陈少东觉得这个偏见需要废除，“科技成果转化，解决的是0到1的问题，这比解决1到10的问题重要得多。”
偏见还体现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前几年，在高校和研究机构里做成果转化，周围的人会认为你不务正业，不好好做学问，只想着商业变现。”北京某985高校一位老师对记者坦言，“学、科研院所对老师和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其导向不是以成果转化为主，而是以研究课题和发表论文为主。”他说，“做课题、发表论文是高校对老师工作价值判断的主流，而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一条风险相对高的路径，不一定能有相应回报。这样的氛围无疑是不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
对科研成果的定性也相应对其转化有一定限制。“例如，国资委所辖科研转制院所形成的科研成果属于国有资产，很难量化到个人头上，无法与个人收益挂钩，限制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如果成功将科技成果商业化，获得的收益还要受到‘工资帽’的限制。”另外，在以往，“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需要由国有资产管理门审批，由其认可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否则作价没有依据。程序的繁琐间接降低了转化率。”蒋水冰说。
《拜杜法案》带来的启示
与发达在科技成果转化上的差距较，让我们看到了先后之差、快慢之别和重轻之分，而研究西方发达科技成果转化的特点，无疑会给我们带来借鉴意义。
2016年2月，常务会议提到“美国搞过一个《拜杜法案》，这对美国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很的撬动作用。像这样的国际经验还要好好研究。”
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一些高校获得了多个资助的项目，由于“谁出资、谁拥有”的政策，研发成果不仅收益权归，一切的后续性研发也不可以由发明人独享，这导致量科研成果闲置浪费。
1980年，由参议员博区·拜和罗伯特·杜尔联合提交的提案被美国国会通过，成就了《拜杜法案》。该法案让美国的学、研究机构能享有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带动了技术发明人将成果转化的热情。
1978年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5%，但《拜杜法案》出台后，这个数字短期内翻了10倍，学申请专利的数量迅速增加，专利许可活动也越来越活跃。之后的10年，美国重塑了世界科技领导地位，《拜杜法案》功不可没。
如今，美国各高校及院所都设有技术转移办公室来承担一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同时相关服务机构也可以参与到过程当中，并且获得较高收益，分配比例概为：1/3归发明人、1/3归投资机构和投资人、1/3归服务机构。
在，教育科技司、中关村管委会于2018年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北京学、清华学、北京航空航天学等12家高校成为首批获牌率先技术转移办公室的高校。方案还计划概念验证中心和校企协同创新中心，促进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早期深度融合，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并举办全球前沿技术赛，挖掘转化前沿颠覆性技术。为解决好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方案还将建立政策落实协调机制，完善科研人员和成果转化人才考核评价机制。
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属于清华学早期助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机构，经过多年的摸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科学家研发的产品能够落地，我们做的就是寻找应用环境，找合适企业进行合作，做成果转化前期的科研孵化，负责中试、小试及产业化之前的阶段，把科研成果从鸡蛋孵成小鸡，再养成鸡，最终交给企业。”王洋介绍，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任何一道坎过不去，研发成果就到不了产品阶段。
选择企业时，不能只看表面上的营销策略、产品展示、悠久历史，要重点关注的是研发中心，看这个企业是否重视研发，是否有科研成果承接能力。“试制产品、测试器材、样品和样机都摆在那里，作为内行，我只看一眼就知道企业到底想干什么。”作为科创长，王洋也经常告诉科研团队，要明白自己的初心是什么，要解决的是哪些痛点，要研究的是哪些“卡脖子”的问题。
成果转化的春天来了
为解决人才问题，陕西西安在2017年首先开设了技术经纪专业职称，但只涵盖了初级和中级，四川成都紧随其后。2019年年底，北京正式增设了技术经纪专业职称，最早覆盖了全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正高级。这之后，凡是在北京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从事技术转移转化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均纳入评价范围。这种将科技成果转化与职称评定相结合的政策提高了专业人才的积极性。
今年开始，中关村跨界创新联盟分别接受了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委托，做技术经理人培训和科技成果推广工作。“这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联盟将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继续前行。”蒋水冰说。
值得一提的是，近两三年，国内分单位对“工资帽”办法也进行了，实行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收入单列出来的办法。对于程序繁琐的评估，现在有些单位已经放宽了政策，可以评估，也可以不评估，不评估的情况下，只需要在自己单位张榜公示即可。
在政策指引下，国有型企业集团对科技成果转化也愈发重视。厉蒙（化名）是某型企业集团科技创新处的副处长。2012年刚来这里工作时，科技成果相关工作只设置了一个科技创新岗位，还没有独立的处室。“直到2020年底机构重新，才真正独立出一个内设处室——科技创新处。虽然人员编制只有4个人，却具有里程碑意义。”他说。
“科技成果转化的春天来了。”厉蒙深有体会。从今年开始，集团总每年拿出几千万元支持下属企业做科研，这一点让其他央企很是羡慕。“今年我们聚焦了10科技项目，通过几轮筛查评审，这10项目最终出炉，就是要突破一批关键技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推动一批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集团总也下放了很多审批权，科研资金也相对充足。“简单来说，第一我们有机构了，第二我们有钱了。”
由于集团旗下的科技型企业越来越多，科研成果也相应增加，集团还修订了科技成果奖励办法。“之前的科技成果奖励是3年一次，现在变成两年一次，未来很有可能就一年一次了。同时，奖励的经费也翻倍了。”除此之外，在考核机制上也向各子公司传导，只要获得科技进步奖或是重科技成果产出就能加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也能随之提高。
与以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之前厉蒙的工作被同事戏称为“闲差”，如今他却十分忙碌，“我们还要引导培训，经常把集团旗下的科技型企业聚在一起交流，让家都在一个平台上对话，他们都相恨见晚，再也不会‘鸡同鸭讲’”。
8月2日，出租车上的陈少东给记者发来了一张新闻截图：办公印发了《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的方向非常正确，也相当明确，就是要解决当前科技界人才评价体系僵化单一的问题，破解‘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人才评价体系。高校和科研院所要真动起来了，这是件好事！！！”记者注意到，陈少东在这条微信留言中，连打了3个醒目的感叹号。
